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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造紙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fā)明之一，為世界文明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金華作為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在造紙方面也有極其輝煌的成就。東晉時書圣王羲之就極有可能用金華產的東陽魚卵紙（或稱蠶繭紙）書寫了《蘭亭序》�！皶x字金華酒，圍棋左傳文�！憋L靡一時的明代“四大雅”居然有兩樣跟我們金華有關。而金華紙與歷史名酒“金華酒”相比，堪稱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因種種原因，知者寥寥。本文作者經過精心整理發(fā)掘，為我們提供了有關金華紙的許多珍貴史料，本刊特予發(fā)表，以饗讀者。
書圣王羲之的老師衛(wèi)鑠（衛(wèi)夫人）在其書法論文《筆陣圖》中寫道：“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凈者�！薄皷|陽魚卵”即產于東陽的魚卵紙�！豆P陣圖》寫于東晉永和三年（347），東晉僅占江南半壁江山，所稱的東陽只能是東陽郡，基本相當于今天的金華市。這說明金華地區(qū)所造的紙至少在1500年前已經享譽全國。對此，金華與東陽的志書中都記載甚少，不免令人遺憾。
魚卵紙，柔軟、光滑，紙張薄，紙面潔凈，所做信箋稱魚箋或魚子箋。魚卵紙的主要產地之一為現(xiàn)在東陽市的東白山區(qū)，道光《東陽縣志》“物產”篇載：“紙，柔滑凈者名魚卵紙，縣東九十里白溪制者佳。”東陽生產的魚卵紙正是因其“虛柔滑凈”這一優(yōu)點而被衛(wèi)夫人所推薦，而且也許是當時最好的紙了。到唐代，雕版印刷術的發(fā)明，大大刺激了造紙業(yè)的發(fā)展，《唐六典》稱：“杭婺衢越等州產上細黃白狀紙。”越州的藤紙也是當時名紙。藤紙以剡藤紙最為有名。剡藤紙，紙質勻細光滑，潔白如玉，不留墨。西晉時張華在《博物志》記有：“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紙，故即名紙，為剡藤。”剡藤即理皮藤，道光《東陽縣志》載：“理皮藤，有文理，可造紙，出永寧鄉(xiāng)白溪�！睎|陽的東白山區(qū)和玉山（磐安）一帶是剡溪的源頭，櫧林密布，古藤披拂，是藤紙的主產地之一。唐代東陽人舒元輿的《悲剡溪古藤文》提到因剡溪紙工的過量采伐導致剡溪古藤生態(tài)失衡，“方春且有死色”。到唐后期，剡藤紙終因原料耗盡而迅速衰退。而以速生的桑皮、筍殼、竹子、櫧樹皮為材料的魚卵紙生產則經久不衰。
金華紙在古時是人們饋贈的佳品。唐代名相杜暹離任婺州參軍時，就有個小吏送他一萬幅紙，他只接受100張，時人稱他“百紙參軍”以彰其廉。唐末著名詩人陸龜蒙得到友人皮日休饋贈的魚箋（魚卵紙所做的信箋），寫了一首題為《襲美以魚箋見寄，因謝成篇》的詩：“搗成霜粒細鱗鱗，知作愁吟喜見分。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原注：魚子）文。好將花下承金粉，堪送天邊詠碧云。見倚小窗親襞染，盡圖春色寄夫君。”特別是頸頷二聯(lián)刻畫了魚卵紙的豐采與特征，紙面對著日光可看見紙色白如新出的蠶繭，又有紋點如魚卵（即魚子紋）。魚卵紙因其紋似魚卵象形而得名，是否又因色如蠶繭而名“蠶繭紙”？韓愈詩云：“書饒罄魚繭。”可見的確有人將魚卵與蠶繭合說成一種紙，后來有人干脆呼之為“魚子繭”。
根據(jù)有關史料，我們得知，當年書圣王羲之寫《蘭亭序》所用的紙就叫“蠶繭紙”。唐代的李亢《獨異志》中稱：“王右軍永和九年曲水會，用鼠須筆蠶繭紙為《蘭亭記序》。” 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稱：“王羲之《蘭亭序》用蠶繭紙，紙似繭而澤也�！笨梢娦Q繭紙就是以其紙的特征像繭而命名，“似繭而澤”這一特征正與魚卵紙相似。衛(wèi)夫人和王羲之是師生關系，衛(wèi)夫人所賞識的魚卵紙不可能不對王羲之產生影響。王羲之傳世的書法論文就是《題〈筆陣圖〉后》，《蘭亭序》創(chuàng)作時間僅比《筆陣圖》晚六年。王羲之對筆和紙很有研究，他說：“若書虛紙，用強筆，若書強紙，用弱筆�！彼鶒酆玫氖箜毠P是硬筆，愛寫滑凈之紙，曾見其門生家杌幾“滑凈”也會在上面寫字，此時在會稽的王羲之用鄰近出產的“虛柔滑凈”的東陽魚卵紙是很自然的。而且，東陽郡本屬會稽郡，曾任東陽太守的王臨之是王羲之的本家，吳寧（東陽）縣令孫統(tǒng)還參加了蘭亭雅集，王羲之非常欣賞他的才華，列他為賦詩的領頭人，孫統(tǒng)與兄弟孫綽各賦詩兩首，孫綽還寫了《蘭亭集跋》，與王羲之的《序》前后輝映。這些情況都充分說明了王羲之使用東陽（金華）所產魚卵紙的理由。唐代四川益州魚子繭也負盛名，但四川造紙術始于中唐，與王羲之所用蠶繭紙無關。從以上分析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東晉時書圣王羲之寫《蘭亭序》所用的蠶繭紙極有可能就是東陽（金華）所產的魚卵紙。
宋代繼承了唐代的造紙傳統(tǒng)，出現(xiàn)了很多質地不同的紙張，紙質更加輕軟、薄韌，上等紙全是江南制造，稱江東紙。金華是江東紙的主產地，新增加的品種有皮紙、棉紙、尺白紙等。宋時金華興起一大批全國知名的書院，對紙張與書籍的需求更是大大增加。唐宋以來，金華的造紙術和印刷術互相促進，極大地推動了金華地區(qū)思想文化的發(fā)展。金華一帶的進士人數(shù)也遠遠超過了周邊地區(qū)。南宋時，不少流民進入山林進行造紙，而文人也開始關注造紙。東陽一帶的造紙戶還懂得向紙漿中添加某些植物黏液作為造紙懸浮劑。這對改進紙張質量具有重要作用，是提高造紙技術的一項重要新工藝。南宋周密《癸辛雜識》提到：“凡撩紙（抄紙），必用黃蜀葵梗葉，新?lián)v，方可撩，無則不可以揭。如無黃葵，則用楊桃藤、槿葉、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粘也�！卑紫旒垥r則加入楊桃藤（即獼猴桃）汁。
明代金華還有專門以造紙為業(yè)的工匠和槽戶（紙坊）。永樂年間朝廷向金華征收天字號和署字號黃白紙，可見明代時，金華紙已列為朝廷貢紙。清代，金華生產的黃白狀紙仍是進貢的名紙。清康熙十年（1671）僅東陽一地就有槽戶3戶19人，產皮紙、棉紙，特產以桑皮、筍殼為原料的魚卵紙。其中又以白溪村譜紙、魚卵紙質量最佳，“進三”牌白紙為清中葉名牌，在杭州、寧波、上海等地的書局中一概免檢入庫，許多書局還親自來白溪村挑貨。到清末民初，白溪村全村200余人都以造紙為業(yè)。民國時，由于戰(zhàn)亂，又加上機器加工的普及，仍以古法造紙的東陽白溪村造紙業(yè)迅速衰退，1948年白溪村各家紙廠全部倒閉，當時年輕的工匠蔡壽松、蔡寶琪、蔡品龍，這些古法造紙術的最后傳人，如今都已垂垂老矣。
另外，金華各縣均有以稻草麥稈纖維造土紙的，此紙在東漢時已有記載，上世紀80年代末在東陽石潭村尚可見制造。土紙呈黃色，質地粗糙，只可做包裝紙用。在今婺城區(qū)雅畈、塔石等地還有以毛竹為主要原料制作黃表紙的小廠，因工藝落后，污染過大，已被政府限期關閉。
造紙術是中華古文明的主要象征之一，自東漢蔡倫發(fā)明以來，金華人民就掌握和發(fā)展了這一傳統(tǒng)技藝，并創(chuàng)造了自己獨特的品牌，風靡了千百年。在21世紀的今天，如何發(fā)掘、搶救和弘揚這一文化遺產，依然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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